1、兵马俑：秦帝国的赫赫武功
1974年3月，陕西省临潼县农民在打井时偶然发现了高大的武士俑和车马俑。深埋地下的古代大军震动了全世界。秦兵马俑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在陕西临潼的骊山北麓，有一座“中国第一帝陵”——秦始皇陵。举世闻名的兵马俑就位于始皇陵园东门大道的北边。1974年3月，临潼县一位普通农民在打机井时意外发现了与真人大小相仿的陶制人头、人身和手。县文化馆有关人员闻讯后赶到现场，进行了初步的收集和清理。
到1975年上半年，清理1号兵马俑坑的工作基本结束。1976年4月，1号坑东北侧出现了2号坑。5月，又出现3号坑和一个未完成的兵马俑坑。至今，发掘兵马俑的工作尚未结束。秦兵马俑以“大”、“多”、“真”着称。它们与真人真马一样大小，造型更是栩栩如生。
三个丛葬坑的兵马俑以多兵种混合编组，组成了肃穆的大型军阵。据发掘的结果和钻探测知，坑内约有8000位武士，600匹战马，125辆木质战车，及各种青铜兵器39000余件。在秦陵墓冢西侧的一个陪葬坑内，还有2乘铜车马。专家们指出，陶俑、陶马原本都是彩俑。1999年，在先进技术的支持下，考古工作者终于得以保住兵马俑上的色彩，让其以原本绚丽多彩的面目出现在世界面前。
2、殷墟：三千年前的帝都
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引发了对殷墟的发掘。“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它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1899年的一天，金石学家王懿荣在北京达仁堂中药铺购得治疗疟疾的中药。在其中的“龙骨”上，他意外地认出了陌生的古代文字。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就这样被发现了。
“龙骨”成为值钱的古董之后，商贾为专擅厚利而隐瞒了其真正的出土地点——河南安阳小屯。直到1908年罗振玉探悉真相，才考定了小屯就是沉寂了3000多年的商代帝都——殷墟。从1928年到1937年春，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工作者对殷墟进行了15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其规模和成就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1950年起，新中国的考古人员继续发掘，并于1959年设立了安阳殷墟考古工作站。经过70多年的发掘，占地30多平方公里的殷墟清楚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在殷墟的重大发现中，除甲骨文之外还有大量珍贵墓葬、祭祀坑、车马坑等。小屯东北地的殷墟中心还保存了宫殿宗庙的遗址。这些遗址和文物一方面反映了3000多年前的社会生活状况，同时也揭示了当时的文明程度和工艺水平。着名的司母戊大鼎就是在殷墟出土的。该鼎于1939年在安阳武官村挖出，因无法搬运，又恐落入日本人之手，于是复埋入地下，直至1946年取出，现为中国历史博物馆“镇馆之宝”。
3、定陵：地下宫殿的辉煌
1956年，发掘定陵的工作正式开始，一座神秘辉煌的地下宫殿被打开。得到珍贵文物的同时，考古学界也得到了许多教训和启示。1955年10月3日，吴晗等人上书政务院，请求发掘明长陵。虽有郑振铎、夏鼐提出异议，但周恩来还是签字同意了。
1955年底，“长陵发掘委员会”成立。但考虑长陵太大，考古队提议先试掘一小型陵墓以积累经验。1956年5月19日，定陵发掘铲下了第一锹土。发掘从宝城南侧一处砌砖塌陷处开始，在打开两条探沟后，意外发现了一块上面刻有“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的小石碑。这一石碑是定陵建成又土封后，为在皇帝皇后一去世立即找到墓门而留下的指示标记。依石碑所指，第三条探沟挖成。1957年5月，正值发掘工作一周年之际，激动人心的场面出现了。石隧道的尽头出现了“金刚墙”。
打开金刚墙，就进入了地下宫殿的第一道大门。定陵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除万历帝及其两个皇后的三具尸骨外，还有衮服、金冠、凤冠等稀世之宝。但是，丰富的收获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代价。在接踵而来的“文革”风暴中，包括三具尸骨在内的大量珍贵文物被付之一炬。此外，由于当时并不具备处理、保存特殊出土物的条件，加上工作中的失误，致使一些文物遭到了无法弥补的损失。郑振铎、夏鼐于痛心疾首之际上书国务院，请求立即停止继续发掘帝陵，并得到了周恩来的批准。就连当初积极吁请发掘的吴晗也对此后悔莫及。
4、敦煌：叹为观止的艺术宝藏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意外发现。这座掩没在漫漫黄沙中长达1600余年的文化艺术宝库引起了巨大反响。八十多年来，敦煌学已成为世界性的专门学科。
1900年5月21日，一个逃荒到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在监督雇工清理第七佛殿下第16号石窟甬道中的积沙时，“忽有天炮震响”，“山裂一缝”，奇迹出现了。王道士顺手用烟袋锅向裂缝处敲了几下，发现里面竟是空的。于是，在雇工的挖掘下，一个内藏无数古经、绣画、文书、法器等无价之宝的藏经洞就这样重见天日了。藏经洞是莫高窟寺院僧侣在躲避战乱迁徙他乡时用来珍藏佛家宝物的。这些僧人既没回来，新来的僧人也无从得知，于是这批稀世珍宝在石洞里一睡就是近900年。
令人痛心的是，由于王道士的无知和当地官员的腐败，这批宝物先后遭到俄、英、法、日等国的“探险家”的数次豪夺，损失极为惨重。藏经洞的发现是重新唤起人们重视敦煌的一个契机。敦煌石窟的重要还在于它保存着为数惊人的雕塑和壁画。这些艺术珍品经过从北朝到元代千余年的雕琢，反映了宗教的文化内容和建筑、服饰、舞乐等社会史迹，具有极高的历史、学术和科学价值，而且，其艺术价值也令人叹为观止。
5、满城：金缕玉衣、长信宫灯与博山炉
1968年，在河北满城发现了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子的墓葬。金缕玉衣、长信宫灯和错金博山炉等罕见珍品得以重见天日。河北省保定市西北20公里的满城县有一座陵山，自古就被传为帝王陵墓，当地居民也称自己的先人是给人看坟的，但没人知道更多的实情。
1968年，这个古代谜案就在解放军开山的炮声中揭开了。5月的一天，施工官兵发现山坡上被炸出了一个大洞。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指派考古所专家与河北文物工作队立即赶赴现场。满城汉墓的发掘过程高潮迭起。考古工作者们惊异地发现，山中竟藏有这样一座庞大的地下宫殿和文物宝库。经考证，墓主是西汉中山国的第一代国王——靖王刘胜。他在位42年，死于公元前113年2月，距今已有2000多年。
刘胜墓发掘完成后，郭沫若又根据西汉墓葬方式认定，在刘胜墓北侧不远处还应有一座其妻的陵墓。果然，就在他所指的地方，考古人员准确地找到了刘胜之妻窦绾的墓地。两座规模巨大、保存完整、年代明确，文物丰富的墓葬同时出土，已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件大事。
6、北京人：五十万年前的祖先
1929年12月2日，北京西南周口店龙骨山发现了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这一发现为世界人类史写下了极为重要的一笔。北京西南有一座石灰岩的小山。采石工常常在洞穴和裂隙的砂土中发现化石。
老百姓称之为“龙骨”，并将它们卖给中药铺。1918年，来华担任矿政顾问的瑞典人安特生偶然来到“龙骨山”。1926年，外国学者们证实，安特生等人1923年发掘出的化石中有一颗原始人的牙齿。这一发现震撼了世界科学界，沉睡了50万年的“北京人”化石终于被发现了。
7、马王堆汉墓：帛画与两千年的古尸
1971年，修地下战备医院挖出了一个震惊中外的“马王堆汉墓”。墓中除帛画、素纱禅衣等珍品外，还有一具历经两千多年、竟保存得栩栩如生的古尸。在湖南省长沙市东郊五里牌外，有一个方圆半里的大土堆。土堆中央醒目地残留着两座东西对峙、高约五丈的封土。
相传为五代时楚王马殷家的墓地，故名“马王堆”。1971年冬天，湖南军区所属的一个医院为修建地下战备医院在这里施工。在挖掘的过程中出现了塌方，当挖掘者用铁棍四处探测时，地下冒出了气体，使火苗变成了蓝色。在场的人当即认定，下面有“宝贝”。很快，湖南省博物馆决定配合该工程进行发掘，自此拉开了马王堆的发掘序幕。在马王堆三个墓坑的数以千计的出土文物中，色彩绚丽、线条流畅、构图严密对称的“T”型彩绘帛画和包罗万象的竹简和帛书都相当着名。而长达160厘米、仅重48克的素纱禅衣更堪称绝世珍品。
当然，最受世人瞩目的还是那具千年不坏的古尸。这具女尸出土时全身润泽，皮肤覆盖完成，毛发尚在，指、趾纹路清晰，皮下脂肪丰富。注射防腐剂后软组织尚有弹性，且四肢关节略可转动。其胃部还残留着138粒半的甜瓜籽。这是一具不同于“木乃伊”、“干尸”和“鞣尸”的“湿尸”，保存完好得近乎新鲜尸体，这在世界古尸记录中都是极为罕见的。
8、随县编钟：礼乐文化的见证
1977年9月，湖北随县发现一特大墓葬，这就是2400多年前的曾候乙墓。遗物中的编钟等8种、124件乐器轰动世界。这是中国考古和音乐史上的空前大发现。在湖北省随县(现改为随州市)县城西北约3公里有一个名叫擂鼓墩的地方。1977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空军后勤某部的一个雷达修理厂在这里为扩建营地厂房而平整山地，施工时在地下发现了膏泥和石板。
1978年3月，省地县联合勘查古墓小组认定，这是一座特大古墓，面积达220平方米，木椁规模达190多平方米。这是我国境内首次发现如此大规模的木椁墓，比长沙马王堆汉墓大了整整5倍。这就是战国初期的曾侯乙墓。这一古墓保存完好，出土文物达7000余件，包括珍贵的青铜礼器用具、罕见的古代兵器和车马器、精美的金器玉器，以及大量的漆木器和竹简。在出土文物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124件精美乐器。
它们包括编钟、编磬、鼓、瑟、琴、笙、排箫和竹笛8种，可谓管乐器、弦乐器和敲击乐器俱全。其中最为壮观的就是计65件、重达2500多公斤的青铜编钟。它规模巨大、保存完好，且音色优美。经试奏证明，其和音、复调和转调手法的运用已相当成熟。这就推翻了“中国的七声音节从欧洲传来”的传统说法。
编钟出土时，依大小和音高的顺序编成8组悬挂在3层钟架上。钟架长7.48米，宽3.35米，高2.73米，历经2400多年至今仍负重矗立，极为坚固。整套编钟工艺高超，堪称中国音乐史上的旷世奇观。
9、河姆渡：七千年前的鱼米之乡
1973年6月，建翻水站时意外发现了“七千年前的鱼米之乡”——河姆渡遗址。从此证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国远古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在浙江省余姚县有一个河姆渡村。
1973年6月，余姚县罗江公社为使境内地势低洼的稻田增产，决定在河姆渡村的北隅建造一个翻水站。当开掘水闸基坑的工程进行到地下3米时，出现了一批罕见的黑色陶片、建筑木构件以及大量古动物骨骼。出于高度的文物保护意识，人们立即汇报了有关部门。在考古工作者试掘三个探方，认定这是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层之后，对遗址的抢救性发掘正式开始了。经测算发现，这部分遗址的范围达4万多平方米。经过两期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后认定，遗址由4个不同时期的史前文化堆积而成，最早的一层达7000年之久。
在这片遗址上，出土了大量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艺术品，以及大片密集的、保存较好的木构建筑遗迹和一座形制奇特的木构水井。而总量达到120吨以上的人工栽培水稻的遗存更是轰动了世界学术界。此外，河姆渡遗址中还有大量的“全国之最”和“世界之最”，比如最早驯养家猪和水牛、最早使用天然涂料——“漆”等等。河姆渡遗址的发现无可争辩地证明，7000年前的长江流域已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它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10、法门寺：佛指舍利的灵光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大量稀世珍宝，其中四枚佛指舍利及捧真身菩萨等文物举世无双。这一佛教考古的重大发现轰动全国。法门寺位于陕西省扶风县城以北10公里的法门镇，是我国的着名古刹。原法门寺塔建于601年，为佛舍利塔。
唐代帝王多次开塔迎请舍利，堪称佛教盛事。唐代法门寺塔为木质，明隆庆年间倒毁，万历年间重修为13层八角砖塔，1981年8月因霪雨等原因倒塌。为重建法门寺塔，1987年2月28日至11月30日和1988年4月，考古工作者对其塔基进行了两次发掘清理。
在此过程中发现了法门寺地宫，并发现了大批稀世的宝物。地宫位于塔基正中，略呈长“甲”字形。总长21.12米，高1.87米。地宫的出土文物可分为两类，一类就是那四枚佛家至宝——佛指舍利;另一类则是170余件为供奉舍利而奉献的物品(纺织品不算在内)。这批物品数量大、等级高，集中了一批代表当时最高工艺水的物品。其中可谓举世无双的宝物就是“捧真身菩萨”。这尊通高38.5厘米，重1926克的菩萨像是唐代最后一次迎佛骨的见证，也是迄今为止唯一有皇帝名号的文物。
这些中国出土的考古文物，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好的研究中华文化，同时也为世界震惊。这代表着古代先进的技术，以及人类文化进程的演变。
